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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挂断电话，金老喘着粗气，心脏怦怦直跳。

    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——这是严重违反原则，甚至是违法的事。

    但为了儿子，他顾不得了。

    这一夜，金老又打了三个电话。

    一个是给曾经的老部下，现在在某重要部门担任副职；

    一个是给当年党校的同窗，如今在纪检监察系统；

    还有一个是给一位已经退休多年、但门生故旧遍布政法系统的老领导。

    通话内容大同小异：打感情牌，诉苦，求一点“消息”或“关照”。

    有人委婉拒绝，有人答应“了解一下情况”，也有人暗示“现在风声太紧，要等机会”。

    凌晨三点，金老瘫在椅子上，精疲力尽。

    四个电话，只有一个明确答应帮忙，两个态度含糊，一个直接拒绝。

    但这还不够。

    他想起儿子律师团的话：如果能取得受害干警家属的谅解，在量刑上可能争取从轻。

    对，谅解书！

    金老眼中重新燃起希望。

    他记得那两名牺牲特警的家庭情况：一个叫刘志刚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；

    一个叫王浩，父母在农村。

    钱，他有。

    这些年儿子给他的，他自己攒的，加起来几百万总是有的。

    如果给这两家人一笔钱，足够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，再亲自登门赔罪，磕头认错，他们会不会心软？

    会不会出具谅解书？

    这个念头一旦产生，就疯狂生长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金老就让照顾他的生活秘书去打听两家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。

    秘书面露难色：“金老，这……不太合适吧？

    而且现在案子还在侦办期间，受害人家属都被保护起来了，恐怕联系不上。”

    “想想办法！”金老几乎是吼出来的，“我只要地址，其他的不用你管！”

    秘书吓得不敢再多说，低头出去了。

    上午十点，金老换了身朴素的衣服，揣着一张存有两百万的银行卡，让司机开车送他去刘志刚父母家所在的小区。

    那是一个老旧的国企家属院。

    金老让司机在小区外等着，自己提着两盒保健品，按照秘书打听来的地址，找到三号楼二单元302室。

    敲门。

    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、眼睛红肿的老太太。

    “您是……刘志刚的母亲？”金老声音颤抖。

    老太太警惕地看着他：“你是？”

    “我……我是金天昊的父亲。”金老深深鞠躬，“我来……我来给您赔罪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抬手就要关门。

    “等等！”金老用身体抵住门，“大姐，我知道我没脸来。

    我儿子犯了大罪，害死了您的儿子。

    我……我……”他哽咽着，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，“这里面有两百万，是我全部的积蓄，密码是六个零。

    您收下，就当……就当是我替儿子赔给您的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看着他手里的银行卡，又看看他苍老的脸，眼圈红了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：“拿走你的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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